一男子骨折住院 苦中作乐在心电图上“画长城”

从依宪治国的角度来看，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推进宪法实施工作的重要举措，也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不断走向深入的关键步骤，完全符合法治精神。

而现代行政法治的一个基本理念是通过制度创新来保障行政过程中的民主性，也即广泛参与性、两造互动性、平等协商性、可自由选择性等行政民主四性，实现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平等，实现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7]国际金融危机是一种特殊的突发社会安全事件，能有这么大的力度来应对危机冲击，说明我国的整体实力增强了，这是改革开放增强了国力的一种体现。

这是为了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和质量，引导相对人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倡导相对人参与行政管理，实现合作治理，成为行政机关的合作伙伴而实施的行政指导。实际上就是你的产品和服务价廉物美，夺走了他的市场、饭碗。那种一出面、一出手就是刚性手段、强迫命令的行政方式须要改变，所以找到了柔性行政方式，包括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资助、行政奖励这样的方式，就是符合行政民主四性的方式，都陆续探索出来加以运用，而且是广泛、大量地运用。那么多的反倾销调查，只要大致做到依法办案，几乎99%都应该是我们胜诉，为什么？我们是在确保有利润的情况下，提供了那么价廉物美的产品和服务。各地的创新做法不一样，但是各地的创新做法加起来还是很多的，有些符合行政法治发展方向，有些不符合这个方向。

[10]当地人事局、财政局是绝对不可能把广州市公安交通管理警察队伍增加一万人、两万人或者三万人，这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社会骚乱事件，中央政府这样主动、大方地埋单，当然有政策、策略上的考量，因为我们要改善政民关系，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最终要维护边疆的稳定，必须投入本钱。由此可见，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折射出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们的政治权利诉求。

比如在古希腊和罗马地区，国家和法往往是在氏族社会解体中产生的。经济法除了具有法的一般政治基础外，还具有自身特有的政治基础。转引自[美]萨缪尔森著，高鸿业等译：《经济学》（下），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861页。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分析地非常透彻。

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差别的阶段，虽然它的形成比国家晚。其次，从社会契约论观点来看。

当然，也有学者将之称为福利国家、积极国家等。除了舆论之外没有任何强制手段。这必然关系到其后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因而，这种理论更多地在贫富差距比较严重、社会阶层分化比较突出和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国家和地区具有号召力。

作为后发型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为了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决定了不能简单地重走西方发达国家老路，意味着在发展市场经济和构建市民社会的同时，就要实现国家职能从政治国家或集权国家向经济国家的转型。[16] 埃尔金、索乌坦：《新宪政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总序。经济国家的属性决定了政府失灵的可能性，从而就决定了对政府干预进行干预的必要性，这就必然要求积极宪政国家的存在。市民社会的孕育程度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

这就不难理解集权国家为何无法治化或法治化程度很低。这种理论在贫富差距比较严重、社会阶层分化比较突出和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国家和地区及其特定时期有其消极面，但这种理论在常态社会则更具有积极意义。

政府权力的进与退二者之间在中国传统思维惯性和官本位意识下，有时显得二律背反，从而导致政府权力该退出的没有退出，不该退出的却退出。此时，氏族社会的原始道德、习惯等足以解决相关问题，尚不足以催生国家和法的出现。

历史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对此，国外学者也表达了相同或类似观点，比如日本著名经济法学家金泽良雄认为，经济法的出现是资本主义趋于成熟以及国家与市民社会趋于一致的结果。正如有学者所言，盖宪政之于宪法，犹如法治之于法制，其盛衰兴废，不独受制于法律之制度，更取决于政制之安排、社会之结构、公民之素质与民众之信仰。对此，学界已经形成共识。深受其害的人们必然渴求市民社会的来临，而在这过程中，又容易出现极端现象，出现无政府主义思潮。而社会契约论观点认为，国家是人性自私一面的必然产物，是人为了共同生存于世界而不得不求助的一种工具，以此来协调社会矛盾。

在冲突论和融合论的基础上，笔者将之称为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是社会契约的产物，是社会中不同阶层或利益集团的人们为了自身及其社会的生存，而各自让渡部分权力给某种机构，以该机构协调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更遑论后来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

同时，又将国家公权力限制在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并对公权力加以法治规范。很显然，当时所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并没有发生分野。

当然，令人可喜的是，中共十五大和1999年的中国宪法修正案均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该理论毕竟具有地域性、特殊性、时期性和阶段性等特点，而切不可盲目照搬，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即不仅仅强调有限政府的目标，还要强调国家主动的制度设计以解决社会问题和促进社会整体利益及其福利安排。这是经济法产生的重要政治基础。西方发达国家无论历史上所走过的夜警国家还是现在的经济国家，往往均有较为较全的宪政体制，从而把政府失灵降低到最低限度。当代西方学者诸如哈贝马斯等人进一步发展了市民社会的概念。

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不是简单地考虑市民社会的不足及其对市民社会的超越，而更多地首先考虑到市民社会的培育。3、积极宪政国家 在一个缺乏市民社会基础的政治国家或集权国家，往往无私法发达及其法治化进程，更遑论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因而，国家的存在虽有罪恶的一面，但从人性角度有其正当性和必然性。它依然对今天人类社会的法治化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

但有一部好的宪法，如果没有实施或有效地实施，依然难以形成宪政国家。这就是所谓的夜警国家。

宪政的前提就是要有一部好的宪法，能够以人权为核心、以民主为基础、以法治为基石。市场经济暨法治社会决定了因合法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利益差别而形成的所谓阶级是中性词汇，而非贬义词。[1]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剩余产品及其私有财产的出现，出现了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分化，利益冲突与社会矛盾的加剧，原始的道德和习惯等已不足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没有市民社会，就没有经济法。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法在倡导经济国家的同时，还急需要以此为契机推动积极宪政国家的构建。史际春教授等人认为，在19世纪中叶，市民社会就因生产力和社会化的发展，连同私法一起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经济危机接连爆发，人们不得不忍受垄断的恶果，于是国家之手逐渐全面介入社会生活，经济国家和经济法就在市民社会的理想破灭时应运而生。

[12] 参见陈乃新：《经济法理性论纲—以剩余价值法权化为中心》，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193页。[10] 史际春、陈岳琴：《论从市民社会和民商法到经济国家和经济法的时代跨越》，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冲突论者认为，国家的出现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产物。积极宪政国家 法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来自于社会物质经济条件。